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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唯一的开国中将,毛泽东称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还
2019-11-08 14:14:06   浏览次数:2049次

温/魏新安傅双龙

1978年8月的一天,总参谋长向叶剑英元帅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就总参谋长兼第四部部长王政中将的葬礼安排提供指示。考虑到叶帅的身体状况,总参谋部在报告中没有要求他主持追悼会。当叶帅看着这份报告时,他感到悲伤,思绪万千。他写并批准了以下五个字:“叶剑英主持”。

8月19日下午,王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叶帅主持仪式,王镇副总理致悼词,表示王政“是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业的创始人,中国电子工业的先锋和杰出领导人”,“为中国电子技术和尖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党杰出、红色、专家型的领导干部”。人们回忆起革命战争年代,当时浓烟滚滚。正是由于王政领导的通信工作,电报才能及时从党中央、中央军委传到各战略区域,人民军队才能灵活自由地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曾高度赞扬王政的贡献,称他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创始人”。直到今天,人们在提到王政时,自然会想到人民军队的通讯工作,反之亦然。

我军通信工作的创始人

王政,原名吴任剑,1909年5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岱西乡天津桥村。他从小就聪明好学。他于1928年进入黄埔军校六期,后来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队担任无线电操作员。1930年12月30日,他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被中央红军俘虏。以服务工农群众为性质和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影响了任剑。他毅然加入红军,改名为王政,开始了革命之旅。

红军初期,只有在山区、森林和几个省的交界处才能生存。它落后的经济和缺乏信息给联系和斗争带来了许多困难。1931年1月6日,王等人在半个无线电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台,开创了红军的无线通信业务。王曾担任红军第一军广播队队长和中央军委广播队队长。1934年1月至1950年5月,王任中央军委第三局(通信联络局)局长。他深深意识到沟通工作“在军队的神经系统中起着作用”。他带领技术人员利用一个接一个缴获的无线电设备不断扩大通信范围,使中央红军的通信神经传播到党中央,触动了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夹缝中幸存下来的红军从中受益匪浅,并日益壮大。

起初,一个半电台不能组织通讯,所以王政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复制了新闻和电讯。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收到王政的新闻稿时喜出望外。他们了解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王政对此并不满意。他增加了更多的人来复制外国通讯社的英语电讯。经过翻译和编辑,他将其命名为“参考新闻”。这是新华社“参考新闻”的启动。同时,基于复制的新闻稿,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一个书面新闻广播站,命名为中国苏联中央政府广播站,即红色中国通讯社(Red China News Agency)。在王政的指导下,该新闻站在1937年1月继续发展并更名为“新华社”,成为党向外界发出声音的重要工具。

◆王政年轻时。

1931年5月,红军占领了一个100瓦的无线电台后,王政开始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建立无线通信。每天天黑后,他组织他的人员把发射天线安装到一个小山顶上,继续听电话,并在黎明时撤回。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上海中央电视台微弱而清晰的信号终于出现在了耳机里。王政和其他人非常兴奋,很快就给上海中央电视台发了一封加密电报。此后,中共中央正式与中央苏区建立了无线通信。党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信息能够及时发布。中央苏区的实际斗争和建设也可以迅速报道,成为党和红军沟通网络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它:“因为无线电的存在,即使我们生活在农村环境中,我们在政治上也不是孤立的...即使革命在每一个农村地区都是分开的,通过无线电,也可以形成集中的指导。”

红军武器装备陈旧,机动空间有限。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知己知彼是胜利的基础。王政从“半电台”开始,监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活动,这是人民军队无线电技术侦察中的第一次,在战斗支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中国苏区中央局决定把关系全局的第一次反攻战役指挥给福田派出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王金爵。红一方面军主力立即前往东谷伏击王金觉的部。然而,王金觉的部门是有罪的和胆怯的,并且来不及离开这个职位。许多焦虑的红军士兵表现出不耐烦,要求尽快发动进攻。这场战争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确定,就不要轻举妄动。红军已经待命20多天了,自上而下焦虑不安。就在此时,5月12日18时,王政收到了王金觉电台给看守所的电报,电报上写着:“我们现在住在福田,明天早上就要走了”和“我们要去东谷”。战斗机突然出现,王政立即向总部提交了这一重要信息。毛泽东和朱德非常高兴,立即派出部队设置伏击圈。16日,国民党军队落入红军的伏击圈,第28师和第47师被歼灭。红军取得胜利,先后在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地展开战斗,扫荡700里,歼灭敌军3万余人。它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国通讯社位于江西瑞金叶坪第一家播报新闻的广播电台旧址。

六月,蒋介石恼羞成怒,成为总司令,指挥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没有料到国民党军队的新进攻会这么快到来。各部分散,正在休息和补充。如果他们不及时回应,后果将不堪设想。6月30日,王强领导的总部无线电台截获了蒋介石的一份电报。直到那时,红军才得知国民党军队将对赣南发动大规模进攻。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紧急电报的主力迅速集结,回到了几千英里外的赣南兴国地区。完成战略集中后,红军“避敌主力,攻其弱点”,歼灭敌军三万余人,再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战后,毛泽东会见了那些积极参与无线监听的人,并称赞道:“你从蒋介石那里收到的电报对这场战斗非常有价值。”

王政领导的无线电工作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培养通信人才,确保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表明红军的通信工作适应并促进了红军向高机动、高质量的大军作战模式的转变。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特别表扬了以往反围剿行动中的有功人员。王政、陈毅、张易云、肖克、罗炳辉等34人荣获红星奖章。毛泽东非常肯定王政的成就。1939年4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回顾人民军队的通信工作时,他说王政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奠基人”。

你是科学透视者

红军长征开始后,脱离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进入了大范围机动和远程机动的状态。面对陌生的人群、复杂的地形和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中央红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的指挥和协调行动。无线电通信尤其重要。毛泽东曾下令“应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收集外国石油,除了高级指挥当局应根据授权减少使用,所有外国石油应供应给电台。收集时,应将少量的外国石油送往电台,并将大部分外国石油送往供应当局保存”。每次士兵攻击一个城镇,他们也知道如何收集电池来供应无线电台。直到抗日战争,大多数人民军队都在陌生的地区作战,处于“瓦解”状态。正是王政勇敢地领导了通信工作,不断创新和克服困难,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集中指挥,这就像“千里眼”一样凝聚了中国革命的“精神”。

1934年9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王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离开中央苏区后,陌生的通信安全需求和环境给王蒙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大多数时候,军队在行军,只有当每个人都在休息和露营时,无线电单元才能停下来架设天线,这就很难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通信。10月25日,第一红军专门致电军委,批评军委广播电台收发报道的延误。为了克服这个难题,王静努力思考,大胆创新,开创了交替通信方式:两个在军委总部工作的无线电单元每天交替前进,保持一个单元处于工作状态。这样,总部站可以随时接听军团站的电话。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线电通信示意图。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参加战斗指挥。他灵活的指挥方式对通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经常不得不直接去某个师,甚至某个团。然而,无论多么紧迫和困难,王粲都要尽一切努力去做。在紧急情况下,他经常动手操作电脑。在毛泽东指挥杜诗赤水最紧张的两个月里,仅在军事委员会和各团之间就收发了280多份电报,在军事委员会的三轮谈判中没有任何拖延。此外,由王政首创并传递给通信战士的无线电拦截技术已经成为红军对付国民党军队的高科技“秘密武器”。通过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电报,我们可以看到军委经常通知部队敌人的情况。它的内容几乎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一样,只是“匪”和“我”的名称有所改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把“完成与第二、第六兵团的通信”作为战略任务,周恩来指示王政完成。王政亲自登上飞机,从之前接触到的信号波长中反复搜索。经过半个月的搜寻,凭借他卓越的技术素质,他终于从熟悉的通讯方式中认出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电台,并与他们进行了通讯,为红二军团的三支主力部队联手提供了条件。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政自己操作电脑。经过艰苦的搜寻,他终于与第二和第六红军电台取得了联系。

1936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圆满结束。虽然党和红军的人数减少了,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却急剧上升。张学良、杨虎城甚至蒋介石都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以便团结起来。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延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高度分散,在敌后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战场。那时,有许多联系,频繁的交流和任务的突然增加。凭借卓越的洞察力和全球视野,王政开始从布局、人才、设备等方面推进传播事业,迅速、广泛地传播传播网络,为西北角党中央联系各方、制定战略提供技术支持。

1936年12月18日,第三工程局随军委进驻延安后,王政带领第三工程局以延安为中心,开始迅速展开各种通信网络,建立了六个无线电通信网络:一个新闻广播网络,两个党中央联络网络,三个军委联络网络。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联系的单位几乎遍布全国。王政组织第三局按性质对80多个联系对象进行分类,进一步调整无线电通信布局,形成8个无线电通信网络:主要联系党支部、省委等的中共中央网络。中央军委的联络网主要联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军区。情报联络网,主要与根据地、敌占区和后方情报站通信;新华社联络网,联系所有新华社通信办公室和分支机构;以及特别通信网络,如军事委员会战争新闻网、安全部队网、留守部队网和边境地区商业情报网。

◆第三工程局通信材料厂制造的通信设备。

网络越来越普及,对人才和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逐渐切断供应,封锁了延安边境地区。通信工作面临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王政依托延安交通学校加强人才培养,选拔和调动教师,配备设备,亲自到校。仅从1937年底到1938年11月,延安就培训了近200名无线电技术人员。此后,王政一直密切关注这项工作,逐步指导构建高校培训与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军事通信干部培训体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通信人才。1979年7月,在纪念王政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柳荫同志赞扬了他“五十年春秋的成就和各国的果实”。在设备支持方面,1938年6月,王政根据中央政府指示,组织建设延安通信材料厂。在王政的领导下,材料厂克服了原材料和技术资料的严重短缺,取用了当地的材料,进行了技术研究,逐步获得了维修、复制和制造通讯设备的能力。1940年7月7日,王政用自制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向毛泽东和朱德汇报。毛泽东非常高兴,并写了一篇题词:“发展创造力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对交流材料的自我控制就是证明。”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是党和人民军队由衰变强的重要时期。王政领导的通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适应了形势的迅速变化和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1940年1月1日,由王政赞助的杂志《通讯战士》出版了。毛泽东亲自为杂志题写了标题。在《通讯战士》出版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开心地写道:“你是科学的先知,赏心悦目”。这是对人民军队通信工作的最好评价,也是对王政的最好赞扬。

中央委员会广播电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变化迅速,复杂而深刻。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打了“和谈”牌来混淆政局;另一方面,他们加紧动员军队,策划了一场内战。共产党对当前形势有明确的认识。在争取和平的同时,中国积极调整战略布局,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

从1945年8月开始,为了维护胜利果实,争取主动,王政从延安组织了一批通信干部到晋绥远、晋察冀、东北、华东、华中、华南等解放区工作,夺取日军和伪军的通信设备和器材,招募知青,争先恐后地建厂建广播电台,办学培养人才,为军队准备战斗通信支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其中,重点是东北地区。

东北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8月11日,为了抓住控制东北的机会,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山东的吕正操、张学思、万依、李运昌等部门迅速向东北转移,参加对日反攻。考虑到任务的紧迫性和部队的分散性,王政在经过认真考虑后请求中央军委批准。他首先用延安电台广播,然后发电报,以便速度更快。接到新闻广播的命令后,上述部队立即采取行动,迅速行进。当李运昌从机密电报频道收到官方命令时,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沈阳。9月25日,为了贯彻中央“北发展、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王政提出了“东北通信工作安排和请示”,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随后,东北军委三个局干部按照王政的安排,带领通信人员接收日军和伪军的通信产业,收集军事通信设备。建立生产电机、有线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各种规格电池的工业部门;建立一家电气材料公司,与苏联沟通贸易关系;争取大量技术人才,拓展通信行业。这些工作不仅促进了东北通信工作,也为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通信资源保障。

◆王政(左起)、王子刚、刘寅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传播事业。

王政以在东北工作的经验,进一步思考了军队通信建设问题。1946年4月,他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中央战略通信网布局的书面意见,建议在北方和南方建立战略指挥和通信中心,负责联络根据地、战区、团、国民党统治区秘密站和通信局等。并且能够指挥附近各个单位的通信服务。这一措施很好地适应了人民解放军快速发展和军队通信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到6月底,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形成27个纵队(师)、6个旅、4个二级军区、33个三级军区、102个分区和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设立了通信科或部署了专职通信干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转向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3月19日,中央政府撤出延安。在29日至30日的枣林沟会议上,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比什组成前敌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共中央主管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民族解放战争。刘少奇和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搬到华北去执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来,山西西北部成立了中央后方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区域分为三个区域。全党和全军的指挥和联络不能分散,必须高度集中。因此,王静专心思考,对通信联络工作做了细致的安排,从而建立了一个战略性的无线电通信网络。总体框架是: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拥有机动灵活的小型广播电台;在中央后方委员会所在地临县,将建立一个固定的通信基地,配备大功率无线电台。5月,中央工作委员会抵达平山县,建立一个辅助固定通信基地。这种设计有它自己的独创性。陕北前线敌人委员会和野战军都使用小型移动无线电台。直接沟通方便快捷。如果没有直接沟通,报告将被转到后中央委员会和后中央委员会的固定沟通基地,从而确保沟通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说解放战争胜利后,王静将获得最大的奖牌。周恩来把这种交流方式概括为“中央广播电台=中共中央”。

(左起)王政在担任延安电信工程学院校长时,与李克农、廖承志和杨尚坤合影。

王政在这一时期对通信工作的部署使军队的通信工作有了很大发展。1937年8月,八路军开始抗日战争时,只有34个广播电台和196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到1948年8月,仅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要地通信干部就达到6260人,其中调度接收站807个,接收站472个,有线总机2000个,单部电话13975部,长途线路28200公里。通信工作的迅速发展有效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在三次大战役中,军委总部发来的电报数量从每月90万字增加到140万字。紧急电报的数量激增。毛泽东阅读了1000多份电报,亲自起草并发送了400多份。人民军队的通信工作发挥了“四二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帮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深入了解边远山区的大局,带领大批军队从东北的山林走向海南的天涯海角,夺取了千里之地,解放了整个中国。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了。二月初,王政率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部入城,接管国民党政府电信部门。5月30日,中央军委电信总局成立,王政兼任局长,并开始组建新的中国人民通信网。

“活着就是为党工作。不工作是最大的痛苦。”

通信兵是保障兵种,不是直接杀敌的战斗兵种;王诤也不同于其他将领,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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